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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两岸关系中“中华民国宪法”问题的缘起、演变与现状

发布时间: 2018-01-20 浏览次数:

段磊**

(武汉大学法学院;武汉大学两岸及港澳法制研究中心;湖北 武汉 430072)
 
    摘要:“中华民国宪法”在制定之初,因缺少中国共产党和民盟等当时国内重要政治力量的参与而缺乏实质正当性,是一部“伪宪法”。1949年后,“中华民国宪法”只是一种内战中止状态下外力作用下的政治事实,因而不具备法理层面和宪制层面的正当性。20世纪90年代后,两岸关系主要矛盾从“正统”之争转为统“独”之争,这使得原本隶属于中国内战与政府继承过程的单向问题,转而落入国家“正伪之争”和国家分裂统一双向交织的复杂性问题域之中。当前,大陆方面和国民党、民进党三方对“中华民国宪法”问题的政策安排均立足于各自政治立场,但又随两岸关系和岛内政治环境而不断变化,体现出“变”与“不变”并存的境况。
    关键词:两岸关系;“中华民国宪法”;两岸政治对立;统“独”之争
 
    “中华民国宪法”问题一直是横亘于两岸之间的一项牵动政学两界的重大现实问题。一方面,台湾地区领导人蔡英文已形成一套以“中华民国宪政体制”、“中华民国宪法”为核心的两岸关系政策表述体系,如何剖析、破解和应对这套体系成为摆在我们面前的重大实践问题;另一方面,围绕“中华民国宪法”问题,来自历史、主权、现实等多个面向的涉及两岸关系政治定位的理论难题汇于一点。[1]因此,能否厘清“中华民国宪法”问题的缘起,看清这一问题在两岸关系发展变化中的演变方向,对于我们维护和巩固两岸政治关系基础,维护“一个中国”框架的法理基础,有理有据地应对台湾方面提出的种种政策表述,具有重要意义。
    一、“中华民国宪法”问题的缘起:历史背景与理论解读
    1945年抗战胜利后,国内的主要矛盾从民族矛盾重新转回阶级矛盾,战后的中国向何处去,成为中国人民最为关注的重大问题。为处理这一问题,国民党当局邀请中共、民盟等党派,召开政治协商会议,共同商讨和平民主建国事宜。在此次政协会议上,当时国内各方力量就制宪问题形成诸多共识,因而此次政协会议被广泛认为是一次制宪会议。然而,随着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的召开,在国民党内部保守派势力的强大压力下,国民党最终选择放弃政协会议决议,从而导致多党派联合制宪的愿景再次落空。1946年6月,国民党军队大举围攻中原解放区,内战序幕由此揭开,此前各党派共同努力形成的民主成果付之东流,政协会议实质上已经解体。1946年11月20日,随着民社党最终提交代表名单,到会人数超过法定人数,国民党当局正式宣布召开“制宪国大”。“制宪国大”于12月25日三读通过‌“中华民国宪法”,于1947年1月1日公布,1947年12月25日正式实施。尽管国民党当局通过各种手段,分化瓦解第三方面,使“制宪国大”出席代表人数达到法定人数,在形式上赋予了‌“中华民国宪法”以合法性,但这种合法性却仅止步于形式层面。与政协会议决议的各方一致通过不同,此次“制宪国大”缺少当时国内两股重要政治力量——中共和民盟的参与,从而使“制宪国大”在包容性、可接受性和权力制约方面存在着“先天不足”,因而其所通过的‌“中华民国宪法”的实质合法性亦是不充分的。同时,在1946年“宪法”实施后不久,国共内战局面发生根本性扭转,在国民党军队的接连败退之中,蒋介石当局即开始将这部宪法束之高阁。1948年4月,一纸“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在事实上造成了停止适用‌“中华民国宪法”的效果。恰如台湾学者陈慈阳所言,“中华民国宪法”实施后,即因“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的颁布“名存实亡”,“无论是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或戒严均是独裁者钳制人民之籍口”[2]
    从上述历史事实来看,依照革命叙事的基本逻辑,在经过看似胜败已定的内战之后,“中华民国”、“中华民国宪法”都将随着战争的结束和革命的胜利,成为历史陈迹。随着《中共中央关于废除国民党六法全书与确定解放区的司法原则的指示》的发布,“中华民国宪法”在大陆革命历史之中已经被明确界定为一部“伪宪法”。[3]然而,历史的因缘际会,却导致“中华民国宪法”得以在台湾地区长期存在,从而使这部已被中国人民主观废止,却在客观上依然存在的“宪法”之定位问题,成为当前两岸关系研究中不得不面对的问题。从法理上看,可从内战中止状态与制宪权的效力阻却两个层面对这一现象加以解读:
    一方面,从宏观的法理层面看,中国内战的中止状态是“中华民国宪法”得以在1949年之后在中国领土范围内存续的法理背景。1948年之后,国共内战局面发生根本性扭转,在一年多的时间里,人民解放军解放了大陆绝大部分地区,而蒋军大部撤往台湾,在当时的情景下,尤其是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内战胜负已被不可逆转地确定下来。[4]但是,这种战局胜负的确定,却并不意味着中国内战的结束,更不意味着中国已经“分裂”,而只表示中国的内战在一定条件下处于中止状态。这种内战中止状态可从三方面解读:1)从事实和法理两个层面看,当前中国内战尚未结束,亦即内战双方均在事实上持续存在,但双方并未签署在法理上结束内战的《和平协议》。2)尽管两岸之间直接的军事冲突已于1979年结束,当前双方并未处于交战状态,但这种结束并不意味着中国内战的终结,而只是法理意义上的内战中止,这种中止表示内战既可能因两岸和平协议的签署而正式结束,也可能因某种原因而恢复。3)内战中止状态在国际法层面意味着,中国的政府继承尚未完全完成且有待继续完成,处于一种进行时中的暂停状态。亦即,源自国共内战的政府继承“实际上处于进行时状态”[5]或“未完成状态”[6]。在这种界定之下,两岸双方“各自由一定的内部主体支撑,同时也在国内外分别行使既相互区隔又相互依存的对内对外功能”[7],而导致这种情况发生的原因,即是内战的中止状态。
    另一方面,从微观的宪制层面看,中国革命中的制宪权的实施及其生效的外力阻却,构成1949年后“中华民国宪法”得以继续存在的法理原因。正如德国宪法学家卡尔·施米特所言,“宪法是关于政治统一体的类型和形式的总体决断”,“通过制宪权主体,政治统一体自己为自己做出了这一决断,自己为自己制定了这部宪法”[8]。1949年《共同纲领》的制定和新中国的建立,即是中国革命历史发展过程中,中国人民作为政治统一体,对自己的命运所做的一次“总体决断”。然而,施米特的政治决断论只是对制宪历程的一种理想化的静态描述,而缺乏对这一历程的过程性叙述,亦即政治决断的实效性在一国范围内得以完全拓展的具体论述。在实践中,在以革命方式为制宪奠定基础的国家,其政治总决断的做出可能是一个静态的、瞬间的过程,但这一决断在一国的全部领域内完全生效,却有可能是一个动态的、长期的过程。从1949年中国革命和制宪的实践来看,中国人民政治总决断生效的过程,实际上就是人民解放军不断前进,国民党军队不断败退的过程。可以说,人民解放军所及之地,即是政治决断生效的地域范围。依照当时人们的普遍设想,1950年下半年,包括台湾在内的全中国即将获得解放,因而此次政治决断的效力也将在彼时涵盖到全中国,从而完成整个中国革命、制宪、建国的政治使命。然而,历史的发展却为中国革命过程中的这次政治决断的生效画上了一个“逗号”——1950年的中苏结盟与朝鲜战争的爆发,导致美国直接出面干预中国内战[9],第七舰队开进台湾海峡,作为当时全球两极之一的美国,以毫无正当性可言的外力,打断了前述政治决断的效力延伸,人民解放军被迫放弃了横渡海峡解放台湾的作战计划,台湾问题由此形成,而本应成为历史陈迹的“中华民国宪法”也得以在台湾地区继续存在。
    综上,自1946年12月至1949年9月,“中华民国宪法”是一部以维护国民党专制统治为目的而制定和实施的伪宪法,其所维护的乃是国民党专制统治的“伪法统”。自1949年9月《共同纲领》颁布之后,“中华民国宪法”在大陆地区被彻底废止,《共同纲领》作为当时中国人民政治决断的规范产物,成为中国革命胜利的法理标志,而被蒋介石当局带至台湾的“中华民国宪法”只是一种内战中止状态下外力作用下的政治事实,因而不具备法理层面和宪制层面的正当性
    二、“中华民国宪法”问题的演变:政治格局变化与规范文本变迁
    1949年之后,随着国民党在内战中的失败,被“动员戡乱化”的“中华民国宪法”被蒋介石当局带到台湾,成为维护其统治的“法理”工具。然而,这部三年前制定于大陆的“中华民国宪法”在台湾地区运行的过程中,却因国民党政权实际控制范围的大幅度减少,而显现出种种“全中国”与“小台湾”之间的尴尬局面。1954年前后,随着第一届“中央民意代表”任期界至,这种政治上的尴尬局面演化为一场“宪法危机”。为解决这一危机,蒋介石当局不惜饮鸩止渴,选择采取冻结民意代表选举的方式,维护“中华民国宪法”和“中华民国法统”在形式上的延续性。此后的四十余年间,国民党当局虽局部微调了相关政策,但并未从根本上改变其威权统治的本质,这种统治式虽在较长一段时间内达到了巩固政权的目的,但这种高压统治累积的反对能量与其制造的压力成正比,这种能量的积攒,恰恰构成了台湾地区“宪政改革”的原动力。[10]1988年1月,蒋经国在台北去世,经过激烈的权力争夺后,李登辉获得了国民党和台湾当局内部的最高统治权。在完成权力转移后,蒋经国晚年推动的政治转型再次启动,如何通过实现岛内“政治民主化”,强化台湾当局“代表性”与“合法性”,包容和吸纳以民进党为代表的在野党力量,成为当时摆在国民党当局面前的主要问题。为解决这些问题,台湾当局自1991年起,连续发动七次“宪政改革”,废除“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形成“宪法增修条文”,对1946年“中华民国宪法”做出重大调整,从而实现了以“宪政改革”为主轴的政治转型。在这场政治转型中,“中华民国宪法”问题的性质与表现也发生重大变化,这种变化体现在政治背景和规范文本两个层面,表现出三个具体特点:
    第一,两岸处于政治对立状态,国家统一进程因国内外形势而长期中断,这导致原本应属过渡性存在的政府继承与“宪法”更替现象持续存在,两岸关系在政治、历史和法理事实层面存在割裂现象。一方面,两岸“临时状态”的长期性为不少人改变“中华民国宪法”问题之性质,曲解其内在的“一中性”提供了所谓的“事实论据”。如上所述,“中华民国宪法”问题的缘起,乃是因为原本应在短期内完成的中国的内战和政府继承,因外力干预而未能完成。由此,两岸在长达六十余年的时间内,处于事实上的军事对峙、政治对立状态,而这种法理上的“临时状态”却因事实上的“长期性”而为一些人所误读、曲解。在岛内,不少对“中华民国宪法”的统“独”属性持异议的政治人物和学者否认这部“宪法”内含之“一中性”的一个重要原因即在于此。部分台湾学者基于这些认识,提出“中华民国宪法”在实践中已经“台湾化”,因而在事实上这部“宪法”已经沦为台湾的“生存策略”[11]。另一方面,两岸关系事实状态的割裂现象也为“中华民国宪法”问题的变迁增加了多变性。从理论上讲,两岸关系的事实状态可分为政治事实、历史事实和法理事实三个具体层面:一是政治事实,即从政治现实出发定义的两岸关系事实状态;二是历史事实,即从历史渊源出发定义的两岸关系事实状态;三是法理事实,即从法理规范出发定义的两岸关系的事实状态。考察台湾方面有关政治人物和学者的论述可知,其主要论证逻辑在于,通过对1949年以来两岸长期隔绝的政治现实的重新诠释,消解“一个中国”的政治事实,通过所谓“以台湾为主体的历史观”的建构消解“一个中国”的历史事实,进而形成一套台湾拥有“事实主权”的论述体系,最终通过这一立场基点,重新诠释文本上具有较为纯粹“一中性”的“中华民国宪法”,从而实现瓦解“一个中国”法理事实的目的。从这一逻辑来看,“台独”分子对“一个中国”政治事实的重新诠释构成其整套论证体系的起点,对历史事实的重新构建是完成其论证目标的重要工具,而对法理事实的改变则构成其最终目的。
    第二,台湾地区内部政治局势发生较大变化,在政治本土化的影响下,执政当局逐步放弃谋求国家统一的政治立场,转而寻求“两岸对等”甚至是“台湾独立”,两岸主要矛盾从“法统”之争转向统“独”之争。20世纪40年代末至90年代初之间,两岸关系的主要矛盾体现为“谁是中国”之争,即两岸谁拥有“中国代表权”、谁是代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的“法统”之争。在这一背景下,两岸双方对“一个中国”原则并无争议,双方均坚决反“两个中国”或者“一中一台”的“台独”分裂观点。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华民国宪法”问题的本质仍然是涉及中国代表权的“正伪”之争,大陆方面只能,也必然将这部“宪法”界定为“伪宪法”。然而,自20世纪80年代末开始,台湾岛内的分裂势力逐渐崛起,并在岛内政治转型的背景下,借助政治本土化的影响,日渐坐大,所谓“中华民国台湾化”的政治过程逐步展开。[12]李登辉执政后,台湾当局逐渐放弃“谋求国家统一”的两岸关系主张,转而强调大陆和台湾的“对等性”,即强调在“中国”框架下台湾应与大陆具有同等地位——这种同等性不仅表现在国内关系上,更表现在国际关系上。在具体政策上,李登辉当局开始陆续抛出“一国两区”、“一国两府”、“阶段性两个中国”等两岸政治关系定位论述,称“一个中国”是“历史上、地理上、文化上、血缘上的中国”[13],最终正式抛出“特殊的两国论”。此后,陈水扁当局执政期间,更是直接以“一边一国”来界定两岸政治关系,从而全面放弃“一个中国”立场,转向追求“台独”。在这种背景下,两岸关系的主要矛盾,由以“谁是中国”“谁代表中国”为表现形式的“法统”之争,转变为谋求国家统一与推动国家分裂的以转变为谋求国家统一与推动国家分裂之间的统“独”之争。在政治背景发生重大变化的条件下,原本为大陆全面否定的“中华民国宪法”,也成为“台独”分裂分子意欲破弃的对象,由此,大陆方面不得不逐渐转变对这部“宪法”的完全否定态度,转而将台湾地区具有“去中国化”内涵的“修宪”“制宪”活动明确界定为“法理台独”活动。
    第三,1946年“中华民国宪法”文本在20世纪90年代末开始的台湾地区“宪政改革”中遭到修改,“一中性”与“台湾性”开始在同一部“宪法”中并存。一方面,“一中性”是台湾地区现行“宪法”对两岸关系一以贯之的法理定位主线,在“增修条文”和相关的“大法官解释”中均有较为明显的表现,如:1)在“增修条文”前言中,明确说明“增修条文”的“修宪”目的,在于“因应国家统一前之需要”,以此说明在此状况下台湾地区现行“宪法”发生变化的根本原因,将“国家统一”界定为“增修条文”的立法目标。2)“增修条文”将“中华民国宪法”适用范围限定在“中华民国自由地区”,以之与“中华民国大陆地区”相对,将大陆地区人民和“自由地区”人民分开规定,以法律形式肯定“一国两区”的两岸政治关系定位状态。3)“大法官解释”中绝大部分“解释”均坚持“一国两区”的定位,或明确将两岸界定为“非国与国关系”,仅有极少数“解释”存在定位上的模糊。[14]另一方面,“台湾性”是台湾地区“宪政改革”过程中,注入这部“宪法”文本的核心内容。台湾地区“宪政改革”的目的,即在于弥合“1946年宪法”中的“全中国”与台湾地区政治现实中的“小台湾”之间的裂隙,因此,在“增修条文”和岛内“宪政实践”中,强调“台湾主体性”成为一种必然选择,如:1)台湾当局自1949年以来的实际控制范围仅及于台澎金马地区,这一事实应当成为理解和适用“中华民国宪法”的事实基础;2)1971年台湾当局被逐出联合国,直至台湾地区“宪政改革”启动,台湾选出的“中华民国”民意代表已实现从“增额”到“全额”的蜕变,因而“中华民国”的统治基础已经从“全中国”改变为“台湾”[15];3)台湾地区现行“宪法”及其“增修条文”中,不断出现着因肯定“自1949年年底以来仅统治台湾”之事实和坚持“对中国大陆仍具有法律上的主权”的主张之间的矛盾,[16]这种矛盾的产生,即是因为“中华民国宪法”已经“台湾化”,体现的是“台湾性”。由此可见,在台湾地区“宪政改革”的过程中,“中华民国宪法”突显出“一中”与“台湾”并存的二律背反现象。
    总之,在两岸关系和台湾岛内政治格局的发展变化中,“中华民国宪法”问题的性质与主要侧重方向发生重大转向,这一原本隶属于中国内战与政府继承过程的单向问题,转而落入国家“正伪之争”和国家分裂统一双向交织的复杂性问题域之中。这种转向,为当下两岸各方政治力量对待“中华民国宪法”问题立场的纠葛埋下了伏笔。
    三、“中华民国宪法”问题的现状:两岸三方立场与各自调整方向
    从“中华民国宪法问题”及其背后的两岸关系变迁与台湾地区政治转型的历程来看,这一问题背后映射出历史与现实的缠绕、政治与法律的纠葛。可以说,大陆方面和民进党、国民党三方力量,在“中华民国宪法”问题上均抱有极为复杂,甚至在一定程度上看是自相矛盾的政治心态。而在两岸关系发展变化的过程中,各方又不约而同地围绕“中华民国宪法”问题调整政策表述,尝试取得突破。这种各方对待“中华民国宪法”问题的现时性的立场,值得我们关注与分析。
    第一,大陆方面对“中华民国宪法”的立场体现出“废止”与“捍卫”并存的策略性态度。一方面,大陆方面依照革命史观的逻辑将“中华民国宪法”界定为一部“伪宪法”,并进而将之视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宪制体制取代的对象,因而拒绝承认其存在。从这个意义上讲,在大陆方面的话语体系中,“中华民国宪法”仅仅是存在于中国法制史之中的一部历史性规范而已。另一方面,在“台独”分子妄图从具有“一个中国”因素的“中华民国宪法”入手,推行“法理台独”活动的背景下,大陆方面又转而采取一套模糊应对机制,即虽在整体上不承认“中华民国宪法”,却又不完全否认这部“宪法”的部分内容,更不容许“台独”分裂势力对这部“宪法”中的“一中”内容作出修改。[17]由此,在历史与现实相缠绕的背景下,大陆方面对待“中华民国宪法”的态度实际上是一种兼顾“法统”之争与统“独”之争的策略性立场,即在“法统”(或者说“主权”)层面持“废止”与“否定”的立场,而从统“独”层面则持“维持”甚至是“捍卫”的立场,从而形成了一套看似矛盾,却内在协调一致的政治策略体系。
    第二,民进党方面对“中华民国宪法”的立场体现出从“废弃”到“接受”的“适应”性变化。一方面,自建党以来,民进党即将推翻“中华民国”、废弃“中华民国宪法”、建立“台湾共和国”作为其政治目标。为实现这一目标,民进党屡屡提出“制宪”主张。20世纪90年代,民进党陆续炮制了所谓“台湾宪法草案”“台湾共和国宪法草案”,陈水扁执政后,更是提出通过“公投”,制定一部“合身合用的新宪法”等“制宪台独”论述。[18]另一方面,由于岛内大多数民众对民进党提出的激进“台独”主张持担忧态度,民进党在一段时间内的选举屡屡失利,为尽快获取执政权,民进党不得不选择向中间民意靠拢,于1999年出台“台湾前途决议文”,放弃推翻“中华民国”、制定“新宪法”的主张。为平衡主流民意的需要与民进党的“台独”“理想”,“台湾前途决议文”使用了“借壳上市”的方式,对“中华民国”的政治意涵作出重新解读,提出“台湾是一主权独立国家,其主权领域进及于台澎金马及其附属岛屿……台湾固依目前宪法称为中华民国”[19]的主张。此后,民进党政治人物和部分持相同立场的学者在这一思维的主导下,开始尝试重新诠释“中华民国宪法”,尤其是从“固有疆域”的政治现实与法理叙述之间的裂隙出发,意图形成基于“中华民国宪法”的“台独”分裂主张。由此,为实现其夺取岛内执政权的目标,民进党在对待“中华民国宪法”问题时,在不同的政治环境之下,以“适应”执政环境为依据不断作出政策调整。
    第三,国民党方面对“中华民国宪法”的立场体现出“继承”与“调整”并重的“被动”性改变。一方面,作为“中华民国宪法”的“缔造者”,国民党为延续其政治传统,维持其自身政治特性,长期以“中华民国”和“中华民国宪法”的维护者自居。可以说,在当下的台湾,没有“中华民国”,国民党便失去了一笔最大的政治财富。因此,国民党内不少人士在界定两岸关系性质时,往往乐于以“中华民国宪法”(包括“宪法增修条文”)为依据,强调“中华民国固有疆域”涵盖“整个中国”,大陆和台湾均属“中华民国”,而“中华民国”是代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另一方面,在台湾地区政党轮替常态化的背景下,国民党又不得不向岛内日渐上升的“本土化”民意靠拢,应对民进党两岸政策的挑战,适度调整其对“中华民国宪法”的立场和观点。所谓“一国两区”定位、“中华民国主权及于整个中国,而治权仅及于台澎金马”等论述,即是在这一背景下形成的。可以说,在岛内政治格局变化的背景下,国民党的“中华民国宪法”论述也不得不在“继承”中“被动”改变。
    近年来,随着两岸关系和岛内政治环境的变化,两岸三方在“中华民国宪法”问题的既有立场上又有所调整。这种调整体现在:1)大陆方面,近年来政界学界均开始出现借助“中华民国宪法”制约“台独”分裂活动的声音。一方面,大陆学界早有学者提出,“台湾问题是台湾现行‘宪法’和新中国宪法之间的关系问题”[20]的主张,亦有不少学者就台湾地区现行“宪法”、“法律”的定位问题展开分析[21]。另一方面,大陆官方也曾尝试以“中华民国宪法”遏制分裂活动,2016年2月26日,外交部长王毅在美国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CSIS)发表演讲时,首次使用“他们的宪法”的提法,清楚指出“他们的宪法是规定大陆台湾同属一个中国”[22],引起海内外各方的广泛关注。2)民进党方面,在第二次获取执政权后开始围绕“中华民国宪法”构建其两岸关系论述体系。2016年民进党重新执政后,台湾地区领导人蔡英文在既要应对大陆方面强大的反“独”压力,又要平衡党内“独”派势力,更要争取多数“中间选民”的情势下,提出以“中华民国宪法”“中华民国宪政体制”为依据来处理两岸事务,在一定程度上也展现出民进党当局在一定条件下的两岸政策新选择。3)国民党方面,借助“中华民国宪法”表达其两岸关系立场是其近年来一以贯之的表述策略,但对同一部“宪法”的适用方式却有所不同,呈现出与民进党一定的“趋同化”倾向。前任台湾地区领导人马英九曾将台湾地区现行“宪法”视为其界定两岸关系“并非国与国关系”的根本依据[23]。曾任国民党党主席的洪秀柱则围绕“宪法”中的相关规定提出“一中同表”等一系列两岸关系主张。[24]新任国民党主席吴敦义推动修改国民党《政治纲领》,选择删除“签署和平协议”等内容,而保留了“在‘中华民国宪法’架构下……推动两岸交流”[25]等内容,被广泛认为是在民进党执政压力下的妥协,甚至是与民进党政策的趋同。这些存在于国民党重要政治人物政策论述中的主张,都可被视为国民党方面试图借“中华民国宪法”创新其两岸关系政策的尝试和探索。
    从上述分析来看,尽管两岸三方在对待“中华民国宪法”问题的立场上,似乎都存在尝试突破其传统政策的倾向,但是我们必须看清的是,两岸三方的这种“改变”只是为了在外在政治环境变化的情况下,更好地护其各自基本政治立场的一种策略调适。大陆方面对本已被定义为“废止”的“中华民国宪法”持“不反对”甚至是“维护”立场的本质是巩固“一个中国”框架,维护国家在法理层面的主权统一。国民党方面以“治权范围限缩”方式对长期秉持的“‘中华民国宪法’为‘全中国’根本法”之定位作出调整,民进党方面以置换“中华民国”主权意涵的方式,将其原本意欲破弃的“中华民国宪法”作为“处理两岸事务”的依据,其本质皆是为了使各自政党在台湾地区内部“斗争性”政党政治的背景下获取更多选票,谋求更大政治利益。因此,我们在分析各方对待“中华民国宪法”的政策表述时,既要看到其中的“变”与“不变”,更要以其中根本性的“不变”透析策略性的“变”。
    四、结语
    尽管两岸三方在统“独”议题上持不同观点,但颇为吊诡的是,三方在各自的两岸政策建构之中,却都不约而同地选择以“中华民国宪法”为突破口,从不同角度、以不同方式适度调整其政策表述。由此可见,一部在内涵上兼具“历史性”与“现实性”、“一中性”与“台湾性”,既关涉到国家“法统”之争,又关系到统“独”之争的“中华民国宪法”,对两岸各方实现其政治立场而言均具充分的解读与运用空间。可以预见的是,在两岸关系仍处于僵局的时代,一部能够为各方挖掘政策资源的“中华民国宪法”,必将继续引起关注,甚至可能成为各方尝试破局的关键点。
 

** 段磊,法学博士,武汉大学法学院讲师,武汉大学两岸及港澳法制研究中心研究员。
[1] 参见段磊:《“中华民国宪法”问题意识论》,载《“一国两制”研究》(澳门)2017年第2期。
[2] 陈慈阳:《宪法学》,元照出版公司2005年版,第35页。
[3] 参见李龙、刘连泰:《废除“六法全书”的回顾与反思》,载《河南政法干部管理学院学报》2003年第5期。
[4] 参见郭震远:《结束内战方能促进两岸关系持续地和平发展》,载《中国评论》(香港)2010年6月号。
[5] 郑振清、巫永平:《海峡两岸特殊政治关系的法理解释——国际法“政府继承”理论与两岸政府继承特殊形式探析》,载《公共管理评论》(第十一卷),清华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
[6] 参见郑海麟:《论两岸关系中的“未完成继承”问题》,资料来源:http://www.21ccom.net/html/2016/gtzc_0229/1956.html,最后访问日期:2017年8月10日。
[7] 刘国深:《两岸政治僵局的概念性解析》,载《台湾研究集刊》1999年第1期。
[8] [德]卡尔·施米特:《宪法学说》,刘锋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25-26页。
[9] 参见沈志华:《中苏同盟、朝鲜战争与对日和约——东亚冷战格局形成的三部曲及其互动关系》,载《中国社会科学》2005年第9期。
[10] 参见刘国深:《台湾地区“宪政改造”对国家统一的影响》,载《台湾研究集刊》2006年第4期。
[11] 参见颜厥安:《宪政体制与语言的困境》,载颜厥安:《宪邦异式》,元照出版公司2005年版。
[12] 参见[日]若林正丈:《战后台湾政治史——中华民国台湾化的过程》,洪郁如等译,台湾大学出版中心2014年版,第214页。
[13] 台湾当局“台海两岸关系说明书”(1994年)。
[14] 参见段磊:《“释宪台独”的政治意涵、表现形式与应对策略》,《台海研究》2017年第1期。
[15] 参见王泰升:《中华民国法体制的台湾化》,载王泰升:《台湾法的断裂与连续》,元照出版公司2002年版。
[16] 参见王泰升:《中华民国法体制的台湾化》,载王泰升:《台湾法的断裂与连续》,元照出版公司2002年版。
[17] 参见王英津:《两岸政治关系定位研究》,九州出版社2016年版,第286页。
[18] 参见周叶中:《台湾问题的宪法学思考》,载《法学》2007年第6期。
[19] “台湾前途决议文”(1999年)。
[20] 周叶中:《台湾问题的宪法学思考》,载《法学》2007年第6期。
[21] 参见杜力夫:《“一国两制”视角下“中华民国宪法”的定位》,载《“一国两制”研究》(澳门)2013年第4期;王英津:《两岸关系中的“中华民国宪法”问题》,载《中国评论》(香港)2016年3月号;段磊:《“九二共识”与台湾法律定位──论新形势下重新界定“中华民国宪法”法理定位的必要性与可行性》,载《“一国两制”研究》(澳门)2016年第4期。
[22] 《王毅首提“他们的宪法” 大陆两岸政策有变?》,资料来源:http://www.zaobao.com/special/report/politic/taiwan/story20160227-586127/,最后访问日期:2017年8月20日。
[23] 参见《马英九:两岸不是国与国关系 关系很特殊》,资料来源:http://news.qq.com/a/20130612/005153.htm,最后访问日期:2017年8月20日。
[24] 参见《洪秀柱:民国宪法是终极统一》,资料来源:http://www.zaobao.com/realtime/china/story20151002-533184,最后访问日期:2017年8月20日。
[25] 参见《国民党中常会通过新政纲 删洪版和平协议》,资料来源:http://bj.crntt.com/doc/1047/7/3/6/104773668.html?coluid=0&kindid=0&docid=104773668,最后访问日期:2017年8月2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