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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年会论文

清算与自残:民进党转型正义及文化台独之误区

发布时间: 2018-01-24 浏览次数:

田飞龙*

 
    2016年民进党全面执政以来,在全方位巩固“长期执政”基础及充分准备“台独”之制度与文化条件方面越走越远,在“九二共识”与两岸和平发展方面则三心二意,言不由衷,总体上导致两岸关系及和平统一政治基础与前景遭到严重破坏,也对台湾人民福祉及台湾民主政治良性运转造成结构性消解。在民进党诸多的“台独”措施中,转型正义及文化台独被作为主攻方向。除了前期通过的不当党产处分条例,更有近来的促进转型正义条例及公投法修正案,以及在文化和教育领域的一系列相关的“去中国化”配套政策。
    面对民进党的离岸取向,台湾民意发生了一定程度的分裂分化,部分青年群体重新出现了对中国历史与大陆发展的兴趣及促进两岸来往的意愿。新党“王炳忠案”既显示了民进党在政治上对两岸交往及民意相通的高度戒备甚至恐惧,也反映了台湾青年及统派力量的分化组合与重新出发。而“卢丽安效应”及“王裕庆/张立齐现象”则反映了两岸互动融合过程中的“超意识形态”趋势。这些新变化因应民进党“台独”加速而产生,是维系两岸和平及促进统一的重要观察指标。
    蔡英文在续推转型正义之余也逐渐显露出政治报复和谋求稳固的台独基础及执政永续性的意图,有矫枉过正、危害台湾民主多元性与竞争性之嫌。蔡政府以转型正义为名,以不当党产处置和去中国化的文化台独开展内政秩序整顿,而外部则以模糊处理“九二共识”和积极寻求美国安全再担保甚至配合美日“印太战略”为要旨,从而造成岛内民主政治异化及两岸关系飘忽不定,渐趋触底。如此恣意操作的结果很可能是转型正义过度、文化优势削弱和安全保障欠缺,与台湾民主及人民福祉背向而行。中共十九大报告开启了两岸关系由“和平发展”转向“完全统一”的新时代。本文拟对台湾的“清算式”转型正义及文化台独的历史负面效应进行法理与政策层面的分析,以期对两岸关系恢复常态及稳健发展提供思路与信心。
 
一、台湾的清算式转型正义
 
    民进党的转型正义并非始于蔡英文政府,也并非由民进党独立推动和完成。国民党在法统上根植于1946宪法和国父建国教义,对宪政秉持理想性追求,而以训政法理和体制作为实现宪政的工具性安排。尽管如此,自二二八事件起,国民党在《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建构的威权训政体制下毕竟对台湾社会与人民造成了一定的政治压迫和伤害。这种体制性伤害不能简单通过执政党的主动民主化而加以完全豁免。因此,1987年以来的台湾转型正义就成了执政党自我批判和作为反对派的民进党自我建制化之双向运动的历史过程,是双方合力完成的真相确认、有限问责与政治和解。转型正义的台湾经验本应当作为民主化的典范加以研究和提炼。台湾民众可能认为改名字和改教科书式的转型正义不彻底,然而在台湾公共机构和教科书中普遍取消“中正”、“中华”等文化行政措施已经触及重大的历史认同与观念革命,尺度不可谓小。台湾转型正义早期的节制性特征未必是缺点,反而可能是对国民党主动民主化的历史功绩与政治作为的适度肯定。但经过蔡英文政府的反复炒作和过度放大,当下转型正义的“延伸工程”很可能最终成为台湾民主的负资产。一般民众对台湾转型史的细节及国民党的实际作为可能存在信息不对称的误解误判,根据自身情绪、想象及民进党舆论来确立转型正义的理想性目标。负责任的台湾政治精英不应简单顺应这种民意的情绪化指向,而应当本着对历史负责的理性精神来做好解释和疏导,以共同团结而不是继续斗争的方式巩固台湾民主的社会基础。蔡英文政府简单利用而不是理性引导民意流向,未必在整体上对台湾民主有利。
    蔡英文政府续推转型正义主要针对国民党之党产,认为这些财产来自于不民主的体制和历史,需要加以清算归公,才可重建台湾民主政治的公平秩序。为何民进党在经历数番政党轮替及民主巩固已成共识的条件下仍然要翻炒历史的旧账,操弄民粹化的本土悲情呢?其真实目的真的是为了台湾民主政治的公平秩序吗?台湾民主政治对民进党不够公平吗?台湾民主政治对国民党真正公平吗?这些质疑在《不当党产处分条例》实施以来已经不仅仅局限于国民党内部,而成为台湾社会观察和评判民进党之转型正义正当性的共同立场。党产清理不是只有民进党在推动,国民党也一直在自我清理,只是过程与效果未必令人满意,这里存在国民党内部门阀政治的利益纠葛、自我清理的透明度不足以及财产流向存疑等问题。但客观看待历史,这些党产中何为正义、何为不正义不能简单以今日的民主法治标准衡量,否则就有“溯及既往”的恶法化之嫌。不当党产处分由对立性且完全执政的民进党主导、以行政方式开展,很难保证公正性。民进党及台湾社会应宽待党产问题,尊重国民党自我清理的方式和程度以及司法裁定,避免有罪推定和行政专横,以真诚和解而非穷追猛打的方式开启台湾民主新时代。政党仇恨与政治私心并不能为台湾民主加分。
    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这种“过度清算式”的转型正义本身正在背离正义的轨道而演变成台湾民主政治中的“多数暴政”和新式政治专制,而且可能决定性地损害台湾民主秩序的竞争性基础与结构,有“过河拆桥”的政治不道德性。转型正义的“非正义化”是台湾民主化隐藏的一个消极性因素日益发酵的结果,即台湾的族群政治未能完成有效的文化与制度整合,而是在本土主义民主运动刺激下日益加重分裂和对峙,最终造成对国民党之“外省身份”的绝不妥协与清算到底。客观而言,国民党在台半个多世纪已经基本融入了台湾政治与社会,其“外省身份”与台湾身份出现了竞合性认同,而且国民党对台湾经济现代化和政治民主化有无可否定的历史性功绩。但民进党基于其本土民粹主义底色和过分自私的政治利益计算,试图通过转型正义操作对国民党在政治上“一剑封喉”,固然不至于从组织上废除国民党及禁止其活动,但可以通过观念及法制操作而将其弱化及分解到一个无足轻重的“小党”状态。国民党的进一步分裂及“小党化”符合民进党长期执政及文化台独持续扩展的最大利益,但不符合1946宪法体制、台湾民主整体活力与正义性以及两岸关系的宪制愿景,也将长久拖累台湾经济社会发展及人民根本福祉。
 
二、文化台独的历史失忆与自残倾向
 
    在九二共识僵局未破、蔡英文两岸关系答卷“继续未完成”之际,法理台独或政治台独固然可以逐步准备条件,比如任命倾向独立的大法官,通过有关去中国化的法案,等等,但直接的政治化表述或路线图不可能提出。“急独”对应的是大陆的“武统”,民进党不敢试水挑衅。但政府可以对民间化的“文化台独”予以放任甚至支持,以本土文化认同与建设的名义,逐步切断台湾文化与中国文化的历史命运共同体式的关联,为终极的公投台独打下扎实的社会意识形态与历史文化观念基础。然而,这对于台湾的核心价值观及文化软实力是一种釜底抽薪式的自残行为,将造成台湾文化严重的失忆症。
    台湾文化的独特吸引力不在于其本土文化,而在于秉持文化开放性而将中国历史文化传统和西方现代文明完美结合,其人文力量与科技文明概源于此。台湾的历史与核心价值观显然不可能仅仅是自由、民主、平等这样一些普适性、通用性的价值,必然还包括中国传统所提供的礼义廉耻、诚信、友善、合作、和解等价值观。马英九先生在2012年总统连任胜选演讲中对台湾文化之中国属性与混合特征进行了精彩论述,表达的是“一个厚重的台湾”所承载的文明构成与系属。但民进党的“文化台独”则以一种过分窄化的孤僻本土文化观加持过分简化的民主/民粹文化形态作为文化底盘,则其对固有台湾文化的撕裂、扭曲和稀薄化的文化政治后果将日益浮现。文化台独以政治凌驾文化,将塑造出“一个单薄的台湾”。
    在政治权力的放任之下,台湾课纲改革已显示出弱化中国史观、美化殖民史观的倾向,不去认真讲述千年的中国史,反而高度重视50年的日本殖民史,弱化中国史的“主体史”地位。当然,除非台湾决意加入日本版图,否则殖民史观就一定会与真正的台湾本土史观产生冲突,民进党借助殖民史观而对台湾本土性的补强论证就必然会遭遇台湾原住民的精神反抗,高金素梅在立法院的质询就是例证。绕开千年中国史并非易事,这不仅由于国民党在台统治进一步深植了中国传统文化与政治精神,还在于古代中国对台湾的治理与开发史已经确证了主体中国对台湾的文化主权与政治主权。民进党政府企图依靠政治体制的垄断性优势而进行历史文化的切割,是在以一代人的虚妄去批判和颠覆中国大历史中数十上百代人的接力建设与积累。
    文化台独是有强烈政治意愿和具体行政措施的,比如对台湾故宫文献查阅及两岸文化交流设置重重障碍。这种措施甚至是违宪违法的。笔者深为担忧,曾经以儒家文化和民主文化之和解共融而傲视天下的台湾文化在“台独”操作下经历若干年之后,将会以何种面目示人?将有何种竞争力及东西文化的整合优势?在台湾是否还会有严肃地研究中国历史与文化的学者?世人是否还会讨论台湾的中国文化传统?
    民进党政府推动的课纲改革大幅度削减文言文就引起了轩然大波,遭受社会及学界较强烈抵制。以民主多数强行干预文化传统与文化政策,是一种文化暴政,并不因其来自所谓的“多数”而豁免其文化罪性,自动生成正当性。这其实将逐步而根本性地削弱台湾的文化根基、吸引力与创造力,最终可能导致台湾文化经由台独式的“本土化”而荒漠化,丧失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厚滋养,而畸形寄生于台湾偏狭的本土文化和西方民主文化的奇特糅合之上。台湾新儒家李明辉曾深以为痛而发出台湾文化危机的慨叹,以一首《乡愁》名震两岸的著名诗人余光中也挺身而出维护文言文。尽管台湾有着民主宪制的制度外壳,但由于国民党的政治衰落及无能,以及民进党的一党独大,后者起于南部基层和草根的民粹主义之恶开始通过制度程序不断发作和放大。                
    民进党2016年执政后,以“转型正义”永久封杀国民党,造成一党长期执政的政治条件,同时以“文化台独”配置台独政治社会基础与意识形态体系,以“离岸自主”及“新南向”替代“九二共识”及“两岸和平发展”。然而,世界历史跟“台独梦”开了一个巨大的玩笑:封杀国民党使台湾民主政治丧失基本活力与制衡理性,沦为“多数人暴政”;文化台独使台湾人整体文化素养下降,文化认同与创造力趋于虚浮,严重自残;离岸取向与新南向撞车“一带一路”,了无生机;以国安法推行“绿色恐怖”,刺激台湾青年更多理解及亲近大陆。     
 
三、两岸关系的未来愿景
 
    蔡英文当选固然体现了台湾民主的巩固效果,增加了民主政治的魅力光环,但选举只是民主的一个环节,过程化治理才是考验民主智慧与政治家心智的实质性场域。转型正义虽有历史民意的合理性基础,但以掩护文化台独和谋求永续执政为实质动机,已经背离了这一民主化标准动作的初衷和正义性,演变成台湾民主政治“多数暴政”的恶的先例。转型正义应包含而不是取消涉及日本的“去殖民化”以及客观承认国民党的转型功绩,激发民主政治的节制美德与精英引导民众的责任伦理。文化台独意旨下的去中国化造成台湾文化的自我矮化和自我单调化,在符合政治正确的同时隔断了其与厚重的中国历史文化传统的纽带,其前途必然是一种毫无影响力和前景的“孤岛文化”。
在中国主导的地缘政治经济秩序重构中,台独表现出一种深刻的不认同与不合作,朝着海洋寻求安全保护与独立前景,是一种政治逃逸,但很难成功,反而会因其在民主价值掩护下的孤独孤傲付出重大代价。台湾的面朝大海,带来的不是春暖花开,而是飘零无依,其最终命运指向不是逃逸,而是“回头是岸”。两岸关系上如何措置调整以回暖,是蔡英文未来执政面临的最大挑战。  
    两岸关系若要真正朝着“和平统一”方向前进,就必须设法对“九二共识”之抽象政治原则加以具体的宪制性转化。两岸关系无法回避宪制建构,否则所有前期努力都可能在某个不利的政治历史时刻化为乌有。在中美关系的脆弱和局与岛内本土分离主义的强势演进之共同作用下,两岸关系已然逆转下行。对此,两岸同胞尤其是法律学者需要聚焦宪制建构议题,澄清误区和含混,寻找妥切理论方案,甚至需要激发制度想象力进行创造性设计。在这一思路下,“一国两制”的台湾版思考并未过时,仍是长期宪制方略。中共十九大涉台论述对此予以高度肯认。两岸携手“反独促统”是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共同历史责任。
 

* 作者系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法学院副教授,一国两制法律研究中心执行主任,全国港澳研究会理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