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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年会论文

台湾地区政党“违宪”审查制度分析

发布时间: 2018-01-25 浏览次数:

刘亚丁*

(山东工商学院 法学院  山东烟台  264005)
 
    [摘要]台湾地区政党“违宪”审查制度形成过程中国、民两党的斗争表明,这一制度的确立仅仅是为了利益交换而非真正将政党活动纳入“宪治”的轨道,这就直接导致了政党“违宪”审查制度安排的诸多缺陷,而政党“违宪”审查制度运作环境的缺失,又使得这一制度彻底沦为了摆设,不仅直接放任了政党的“违宪”活动,还影响了台湾地区的政党结构和“宪政体制”的运作效率,也无法从根本上遏制台湾社会的不稳定因素。
    [关键词]台湾地区;政党“违宪”审查;宪政民主
 
    按照西方民主理论家的观点,政党作为现代政治生活的中心,是检验一个国家是否为民主政体的重要标志。[1]但如果政党的活动得不到有效的规制,将犹如一匹脱缰的野马而损害民主的质量,甚至危害国家的继续存在。正因为如此,不少第三波转型国家和地区均致力于政党活动的法制化建设,甚至有一些国家仿照德国的样式确立了政党违宪审查制度,试图将政党活动纳入宪治的轨道以推动宪政的发展。[2]台湾地区在转型过程中也引入了政党“违宪”审查制度,但针对频频发生的政党“违宪”争议,迄今为止“大法官”并未做出过任何一件关于政党“违宪”的判决,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何在?这对台湾地区的“宪政”秩序又产生了怎样的影响?对于上述问题,目前学界并未关注,故本文将结合这一制度确立的背景和过程、制度安排的缺陷及运作环境,从制度变迁及其运作的视角进行分析,试图从新的视角来审视台湾地区的“宪政”发展。
    一、台湾地区政党违宪审查制度的确立
    (一)台湾地区政党“违宪”审查制度确立的背景
    自1949年败退台湾开始,国民党在岛内建立了“以党领政”的党政关系模式,不仅不允许反对党的存在,而且牢牢控制着政府,成为了政府政策的幕后决策者。1969年第十届“全国代表大会”之后,国民党虽然逐渐放松了对政府的控制,将党政关系定位为“党政分际”,并在一定程度上容忍反对势力的存在,但这种松动极其有限,国民党仍然是政府政策的幕后指挥者,并对反对势力的组党诉求依旧进行严厉的镇压。[3]正是由于民主政治环境的缺失和国民党的一党专政,国民党根本不可能建立政党“违宪”审查制度进行自我约束。
    尽管“戒严”时期国民党长期实施“党禁”,但民进党还是在1986年组党成功。迫于以民进党为代表的党外势力的步步抗争,加之国民党也认识到只有开放政党竞争才有可能继续维系其在台湾的统治“合法性”,蒋经国遂于1987年宣布解除“党禁”,并将国民党从“革命型政党”的定位转变为“民主型政党”。随后,台湾当局于1989年1月公布实施了“动员戡乱时期人民团体法”,推行“一党主导、多党竞争”的新政策,从法律层面上确立了竞争性政党制度的架构。受“动员戡乱时期人民团体法”颁布的影响,许多政党均迅速登记成立,从而开启了台湾政党政治的新局面。[4]
    由于民进党成立前部分成员的分离主义倾向威胁到国民党坚持的“一个中国”原则,使得蒋经国在1986年10月7日接见美国《华盛顿邮报》董事长葛兰姆时明确指出,“任何的新党必须遵守‘宪法’,支持‘反共’的‘基本国策’,并与‘台独’运动划清界限”。1986年11月6日民进党提出“台湾的前途应该由台湾全体住民决定”这一具有分离倾向的党纲之后,国民党于1987年7月制定“动员戡乱时期国家安全法”,规定“人民集会、结社,不得违背‘宪法’或主张共产主义,或主张分裂‘国土’”,并于1989年予以修订,规定由“内政部政党审议委员会”负责审议“违宪”政党。然而国民党透过修法对民进党进行的规制并未起到任何的效果,在1991年10月民进党第五次代表大会上,公然将“建立主权独立的‘台湾共和国’及制定‘宪法’的主张,应交由台湾全体住民以公民投票方式选择决定”列入党纲。
    民进党“台独”党纲的出台引发了国民党的反制。“内政部长”吴伯雄认为民进党建立“台湾共和国”的主张,违反了“人民团体法”“不得违背宪法,或主张分裂国土”的规定。“内政部”也做出了民进党“台独”党纲违反了“宪法”第1条和“人民团体法”第2条规定的初步判断,要求报请“内政部政党审议委员会”予以处分。[5]然而按照“人民团体法”的规定,对政党的处分或解散,由“内政部”提出并经其下属的“政党审议委员会”审议后,再由“内政部”最后做出决定,这一解决方式属于行政处分,用来决定政党“违宪”并不合适。此外,倘若对“内政部”的决议不服而提起诉愿或再诉愿,也只能分别由“内政部”下属的“内政部诉愿会”和与“内政部”同级的“行政院诉愿会”受理,从而进一步导致争议解决机关的合法性不足,迫使国民党积极寻求解困的办法。[6]
    (二)台湾地区政党“违宪”审查制度确立的过程
    在民进党“台独”党纲困扰“内政部政党审议委员”将近半年之后,1992年4月李登辉召集的“党政首长高层会议”中,兼任“政党审议委员会”“主委”的“行政院”副院长施启扬主张将政党处分的审理移交司法系统,得到了“行政院长”郝伯村和“总统”李登辉的支持,最后确立了政党处分双轨制,即关于政党解散事宜由“大法官”审理,而关于警告、撤销决议、限期改组等则由行政系统处理。但由于当时“国民大会”“修宪”提案期已过,施启扬在谢瑞智等人提案的基础上进行了修改,于1992年5月6日国民党“中常会”上,修正通过了该党关于“国大临时会”的九条“增修条文修宪案”,其中明确规定由“司法院”“大法官”组成“宪法法庭”,审理政党“违宪”解散之处分,并将其纳入第二读会“修宪”程序进行表决。
    针对国民党积极谋求反制“台独”党纲的活动,民进党也积极寻求对策,并在第二届“国民大会”中提出了强调“政党平等”、“破除政党垄断”、“以法律确定政党权利与义务”等3项“修宪”提案,但均在审查过程中遭到了否决。[7]由于“国民大会”被国民党掌控,故民进党转而将斗争场所转移至“立法院”,并推动“立法院”通过了反对引进政党“违宪”审查制度的提案。[8]但“立法院”并无“修宪”权限,因此“立法院”的反对案并未能够阻止国民党将政党“违宪”审查制度透过“修宪”纳入“第二次宪法增修条文”之中。
    在国民党看来,虽然第二次“修宪”涉及到“总统”“副总统”选举、“司法”、“监察”、“考试”等院的权限安排及地方自治等诸多问题,但只有守住政治底线,解决“台独”疑虑并确保“法统”之后,才真正愿意与民进党合作展开功能取向的“修宪”。民进党刚成立之时,就曾面临“内政部政党审议委员会”对其党纲的审议,并被要求予以修正,否则要进行处分。在民进党看来,既然政党“违宪”审查制度在国民党操控下“入宪”无法避免,那么将审查机关由“内政部”改为“司法院”,反而有借助司法中立使民进党获得存续保障的可能,因而也为民进党所接受。[9]在国民党的坚持和民进党的妥协之下,“第二次宪法增修条文”第13条第2、3款分别规定:“‘司法院’‘大法官’,除依‘宪法’第七十八条之规定外,并组成‘宪法法庭’审理政党‘违宪’之解散事项;”“政党之目的或其行为,危害‘中华民国’之存在或自由民主之‘宪政’秩序者为‘违宪’;”由此在“宪法”层面将蒋经国要求政党必须在“宪法”规范范围内运作的愿望得以落实。
    但毕竟“第二次宪法增修条文”关于政党“违宪”审查的规定过于抽象,故1992年12月“司法院”草拟“大法官审理案件法”时,在第19条规定,政党之目的或行为,危害“中华民国”之存在或自由民主之“宪政秩序”者,主管机关得声请“司法院”“宪法法庭”解散之。此外,草案第20-30条对“宪法法庭”的组成、言辞辩论、表决程序以及判决效力等问题作了规定,从而将“第二次宪法增修条文”所确立的政党“违宪”审查制度予以具体化,并送“立法院”讨论。由于民进党对“宪法增修条文”中政党“违宪”审查制度的接受是以“违宪”事由的抽象性和审查机关由“司法院”“大法官”掌理为前提的,因此虽然国民党表态说这次修法只是抽象地落实“宪法增修条文”的规定,具体的落实属于以后“宪政”运作实务方面的问题,但依然遭到了“立法院”民进党团的激烈反对。[10]在1993年1月12日的“立法院”讨论会上,民进党籍“立委”陈定南认为“大法官审理案件法草案”关于政党“违宪”审查的制度安排非常不合理,需要重新检讨和协商。民进党“立委”卢修一认为,整个政党“违宪”审查制度就是针对民进党的,而“大法官”由“总统”提名并由“国民大会”任命,会受制于“国民大会”,如果采用一审终结,会使“民进党”没有安全感。[11]在三天后的讨论会上,陈水扁则认为,政党是否“违宪”并非解散与否问题,而应交由人民公断,因此草案中关于政党“违宪”审查的制度安排应该全部删除。谢长廷则历数台湾的“国情”,认为“违宪”的认定标准容易引起争议而应该删除。[12]尽管民进党“立委”均表示了反对意见,但上述草案内容在占“立法院”多数席位的国民党的坚持下,悉数原封未动地获得通过。
    按照第二次“修宪”时的官方说法,之所以台湾地区要引进政党“违宪”审查制度,是为了弥补政党法缺失及当时刑法和“国家安全法”对政党规范不足的弊端。[13]但政党“违宪”审查制度确立的背景和过程表明,这一制度的建立是直接针对民进党“台独”党纲而设,不可避免地被民进党认为是国民党利用其在台湾地区的政治主导地位而对民进党采取的限制措施,从而导致了制度确立过程中两党的激烈对抗。而民进党最终对“宪法增修条文”政党“违宪”审查条款的接受以及国民党在“大法官审理案件法”审议过程中的政治表态,又表明两党在斗争过程中又形成了一定的默契,即政党“违宪”审查的制度确立与实际运作是两码事,前者在形式上必须制度化而后者则不一定要于实践中具体落实。由此观之,台湾地区政党“违宪”审查制度的确立,并非要使其真正发挥“宪治”的功能,而仅仅只是政治利益交换的需要。[14]这必将直接影响到这一制度安排的合理性及其运作效果。
    二、台湾地区政党违宪审查制度运作缺失的原因
    自政党“违宪”审查制度确立至今,不仅大法官并未做出过任何的政党“违宪”判决,甚至连“内政部”“政党审议委员会”也从来没有提出过任何的政党“违宪”的“释宪”声请,究其原因,除了因制度确立过程中的斗争与妥协所导致的制度安排缺陷之外,台湾地区的政党政治环境也是一个重要的影响因素。
    (一)政党“违宪”审查制度安排的缺陷
    1、政党“违宪”审查的诉由不够明确
    虽然第二次“宪法增修条文”以及随后的“大法官审理案件法”明确规定了政党“违宪”解散的诉由为“政党之目的或其行为,危害‘中华民国’之存在或自由民主之‘宪政’秩序”,但对于何谓“中华民国之存在”以及“自由民主之宪政秩序”,相关法律并没有做出明确的阐释,这种诉由的模糊性势必将影响政党“违宪”审查制度的运作。
    2、政党“违宪”审查声请主体范围过窄
    在德国,对政党违宪审查的申请可以由联邦议院、联邦参议院或联邦政府提出,如果某个政党组织或其活动范围仅限于某州之内,那么州政府则可以就涉及该政党的违宪问题提出申请。由于同时赋予了立法机关和行政机关均享有政党违宪审查的申请权,因此在德国提起政党违宪审查诉讼相对容易。然而按照台湾地区“大法官审理案件法”第19条及“人民团体法”第3条的规定,“行政院”“内政部”是唯一有权提起政党“违宪”审查的声请机关。这种极其单一的“释宪”声请主体设置方式,必将会导致政党“违宪”审查在“释宪”声请端的不足,使得即使有“政党审议委员会”之外的个人或团体以政党“违宪”为由向“大法官”提出“释宪”声请,也属于不符合程序的无效声请而被“大法官”驳回。[15]
    3、政党“违宪”审查的提起程序不合理
    按照“人民团体法”第52及第58条的规定,“内政部”设“政党审议委员会”,专司政党处分事件,如果经“政党审议委员会”“出席委员三分之二以上认为政党有违宪情事”,则可以“检同相关事证移送‘司法院’‘大法官’组成‘宪法法庭’审理之”,然而该法在“政党审议委员会”的组织安排上却又规定,“政党审议委员会”由社会公正人士组成,但其中具有同一党籍的人不得超过委员总额的二分之一。这样的安排由于并没有禁止“政党委员会”成员参与党派,因而在政党意识形态的影响之下,上述的“公正”人士自然难以做到公正。更为关键的是,由于具有同一党籍的人不得超过委员总额的二分之一,在国、民两党主导台湾地区政治过程的背景下,除非两党籍委员联合弹劾其它小党,否则国、民两党籍委员相互以对方所属政党“违宪”为由发动“违宪”解散的动议均不可能获得三分之二的多数支持,致使政党“违宪”审查的声请从一开始就难以有效运作。
    (二)政治环境的影响
    虽然台湾地区政党“违宪”审查的制度安排存在着上述缺陷,但并非没有运作的制度空间,那为何实践中却没有任何一件关于政党“违宪”的判决呢?这与台湾地区的政党政治环境密不可分。
    1、国、民两党对政治生活的把控
    虽然自解除“党禁”以来,台湾地区的政党数量实现了爆炸性的增长,但真正能够获得“国民大会”及“立法院”席次的政党并不多,特别是在“蓝绿”两大阵营形成之后,其它小党的政治生存空间进一步被压缩。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国、民两党及其所主导的“泛蓝”和“泛绿”联盟自“宪政改革”以来在“总统”、“立法院”和“国民大会”选举中的得票比例总额均在80%以上,并且国、民两党的得票日趋接近,使台湾地区的政党制度日渐朝向两党制方向发展。[16]与国、民两党把控台湾政治过程相对应,“内政部”“政党审议委员会”的委员中属于国、民两党籍的委员占绝大多数,导致国民党或民进党不仅无法对对方发动政党“违宪”声请动议,而且即使对其它小党提起政党“违宪”解散动议,也需要对方党籍的委员支持才能获得通过。
    2、民进党与“台独”小党意识形态上的接近及政治策略上的合作
    在台湾,主张“台独”的政党除了民进党之外,还有一些小党如建国党、新国家连线、台联党等深绿政党。虽然建国党是因对民进党“淡化台独”色彩不满而成立,并在成立之后曾经猛烈攻击民进党的政策,甚至希望将一些对民进党中央不满的民进党成员拉进建国党,但毕竟两党有着“台独”这一共同的理念,以至于在建国党成立不久,民进党主席林义雄就向建国党抛出了橄榄枝,声称两党有着“不让中国统治”的共同理念,“台独”团体应保持合作、支持和友善的关系,而建国党则在随后表示支持陈水扁和谢长廷分别参选台北市和高雄市市长,缓和了两党之间的矛盾并拉开了两党合作的序幕。[17]
    由于2000年的“总统”选举中国民党的惨败促成了“泛蓝”联盟,并对民进党的执政施加了极大的压力,因此陈水扁一上台就加紧了和以李登辉为首的台联党的合作并组成了“泛绿执政联盟”,并利用台联党在“立法院”选举中所获得的席位配合民进党执政方案的实施,一定程度上扭转了民进党在“立法院”的劣势地位。在2004年大选之前,面对“泛蓝”联盟的进一步整合,加上李登辉无法在县市选举中获得更多的席位以延续其分裂路线,因而明确表示支持民进党参与连任竞选。而陈水扁执政过程中的糟糕政绩使其支持率一路走低,对其寻求连任产生了极大的威胁,为了巩固“台独”基本票源以增强与“泛蓝”阵营对抗的筹码来赢得连任,民进党亟需李登辉及台联党的支持。正是在以“泛蓝”阵营的冲击为代表的岛内政治生态的挟裹之下,以陈水扁为首的民进党和以李登辉为首的台联党自2002年底的北高市长选举之后合作日益紧密。[18]
    国、民两党对台湾政治生活的把控和民进党与台独小党意识形态上的接近及政治策略上的合作,决定了不仅政党“违宪”审查制度无法对国、民两党的“违宪”行为做出有效的规制,而且对于其它小党的“违宪”行为,在“政党审议委员会”内部也无法形成政党“违宪”声请“释宪”提案,使政党“违宪”审查制度自确立以来形同具文。
    三、台湾地区政党违宪审查运作缺失对宪政秩序的影响
    (一)放任了政党的“违宪”活动
    虽然政党“违宪”审查的诉由不够明确,但主张“台独”是公认的“危害‘中华民国’之存在或自由民主之‘宪政’秩序”的“违宪”行为并“构成解散的理由”。[19]然而政党“违宪”审查制度确立之后,不但没有对民进党之前的“台独”活动进行审查,反而直接放任了包括国、民两党在内的不少台湾政党的“台独”活动。从李登辉执掌国民党时期的“分裂分治”、“中华民国主权及于全中国,但治权及于台澎金马”、“两岸为对等的政治实体”、“以一个中国为指向的阶段性两个中国”、“特殊的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到陈水扁的“台湾前途决议文”、“台湾是主权独立的国家”、“台湾与大陆一边一国,要分清楚”、“防御性公投”、废止“国统纲领”,再到蔡英文“九二共识是个不存在的东西,没有所谓承认或不承认接受不接受的问题”、“中华民国政府”已经“不再是流亡政府”,而是“台湾的政府”,以及一些台独小党诸如建国党的“以台湾共和国为国号重新制宪,并让国民大会、监察院、考试院寿终正寝,确立权责相符的总统制和三权分立的原则”、台湾必须“形成独立的既定事实”,新国家连线的“制定公民投票法,推动公投入宪,制定三权分立、单一国会的台湾新宪法”,台联党的“台湾不是中国的一部分”、“坚决反对一个中国原则和一国两制”、台湾的未来就是“一边一国”、两岸关系就是“两国关系”等等,均与政党“违宪”审查制度运作缺失所产生的放任不无关系。
    (二)影响了台湾地区的政党结构
    如果台湾地区的政党“违宪”审查制度能够发挥其应有的功能,将会导致诸如“建国党”、“新国家连线”、“台联党”等以“台独”为立足之本的小党派没有立足之地而被迫自行解散或被宣告解散,民进党也会面临要不修改党章要不被解散的命运。但恰恰是因为政党“违宪”审查制度的形同虚设,让这些政党能够堂而皇之地存在。随着岛内政治生态的变迁,一些“台独”小党相继在民意代表选举中获得选票,如“新国家连线”在成立当年即获得了“立法院”1.57%的选票,“台联党”成立之后,在历次的“立委”或“国代”选举中所获得选票几乎均超过5%,而在2016年的“立委”选举中,新生的“时代力量党”更是一举拿下了5个席位。政党“违宪”审查制度运作的缺失强化了这些小党存在的合法性,而这些小党与同样主张“台独”的民进党一道,形成了台湾政党政治生活中较为稳定的“泛绿”联盟,并且在未来的很长一段时期内将继续存在,甚至将进一步扩张其在台湾政治生活中的影响力。
    (三)降低了台湾地区“宪政体制”运作的效率
    作为“司法院”“大法官”所享有的一项重要职能,政党“违宪”审查运作的缺失,本身就表明了“大法官”职权行使的不充分,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司法权威的低下。而由于“违宪审查”制度未能对政党的“台独”活动进行规制,在“台独”意识形态的影响下,各“台独”政党尤其是民进党长期操弄“统独”议题,严重影响了立法和行政部门的正常运作。
    陈水扁时期,虽然民进党已经由在野党变成了执政党,但并未控制“立法院”的多数而形成了“少数政府”,在进一步扩大政治地盘和寻求连任的利益诉求之下,其执政的中心并非围绕经济与社会发展而展开,而是继续开展政治斗争以获得更多的选票,致使政府围绕着诸如两岸关系、核四、党产、“公投”、“制宪”等一系列议题展开无休止的政治斗争,浪费了大量的社会资源。即使政府在社会经济领域提出了一系列的发展规划与方案,也常常得不到认真落实或出于获取选票的目的而勉强落实。为了贯彻执政的意图,民进党在“立法院”也经常阻扰国民党占多数的“立法院”的活动,使“立法院”成为了政党斗争的战场,致使许多应该立法或修法的社会经济议题因党际竞争而长期拖延或搁置,导致“立法院”工作效率低下。以2003年“立法院”第五届第三会期为例,“行政院”送到“立法院”以“拼经济与大改革”为主轴的共计106项优先审议法案,最终只有17项获得通过,通过率只有16%。[20]
    到了马英九时期,再次沦为在野党的民进党虽然无法直接制定政策,但依然在“立法院”内部经常试图阻挠法案的通过。而在体制之外,民进党经常利用街头抗争的形式,给马英九当局的施政制造困难,如为了反对签署《海峡两岸服务贸易协议》而发动“包围立法院”的游行所最终酿致的“太阳花学运”及随后的“反课纲运动”,都严重影响了台湾地区的立法和行政部门职权的行使。
    (四)使台湾社会的不稳定因素得不到根本遏制
    自转型以来,以民进党为代表的各“台独”政党的一系列活动,成为了台湾社会不稳定的重要根源。如民进党执政以来所推行的“去中国化”教育,致使年青一代的伦理道德观和历史观受到了严重扭曲,不仅降低了这些年青一代的国家认同,而且也导致了他们在较为重大的政治经济问题面前失去理性而做出过激的行为,上述的“太阳花学运”和“反课纲运动”就是鲜明的例证。而民进党通过对台湾“四大族群”的人为划分,以及在选举过程中所提出的“中国猪滚回去”、“台湾人选台湾人”等动员口号,刻意夸大“省籍”和“族群”矛盾,致使台湾政治生活中选民对立和政治纷争也越来越频发;等等。这些不稳定因素,不仅不利于台湾民主政治的健康发展,也对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进一步巩固与深化造成了不利的影响。而政党“违宪”审查运作的缺失,使得台湾地区无法透过法治的方式对产生这些不稳定因素的根源进行遏制。
    五、结语
    德国作为世界上第一个确立政党违宪审查制度的国家,其联邦宪法法院曾经宣告两个极端的政党违宪并予以解散,对规范德国竞争性政党体制的运作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21]在第三波转型国家中,俄罗斯和保加利亚的宪法法院分别对集权政党和马其顿民族主义政党予以了审查,韩国的政党违宪审查制度也犹如一把高悬的宝剑,使韩国各个政党在政治生活中不敢稍有逾越。[22]相比之下,尽管台湾地区在转型过程中引入了政党“违宪”审查制度,但制度确立的背景及制度确立过程中的政治斗争表明,台湾当局引入这一制度的目的仅仅在于进行利益交换而非真正贯彻政党的法制化精神,而政党“违宪”审查制度运作环境的缺失,使这一制度彻底地沦为了一种摆设,非但没能促进台湾地区的“宪政”发展,反而增添了更多的“宪政”乱象。透过对这一制度的解析,不仅能够深入了解台湾地区政党“违宪”审查制度运作不彰的深层次原因,更能揭示台湾地区所谓“宪政”发展的真实水平。
 

* 作者简介:刘亚丁(1977-),男,湖南益阳人,山东工商学院法学院副教授,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两岸关系、宪法。
[1] Robert A. Dahl, pluralist democracy in the united states, Chicago: Rand McNally, 1967, p.203.
[2] 据统计,冷战结束前,仅有五十多个国家对政党问题做出宪法性解释,冷战结束后,有一百二十多个国家对政党进行了立法。参见董卫华、曾长秋:《如何看待国外政党立法》,载《中国党政干部论坛》2013年第3期。其中俄罗斯、保加利亚、马其顿等东欧国家及韩国均仿效德国引入了政党违宪审查制度。
[3] 1979年的美丽岛事件就一个很好的证明。
[4] “动员戡乱时期人民团体法”颁布之后,仅1989年就成立了21个新政党,到第四次“修宪”前夕,在台湾地区登记备案而获得合法地位的政党则达70多个。参见李猛,黎莉:《试析台湾政党政治的形成》,载《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学报》1997年第3期。
[5] 林金正、吴伯雄:“民进党违反人团法”,台湾《中国时报》,1991年10月14日。
[6] 许志雄:《政党处分制度平议》,载台湾《国家政策双周刊》,第20期,第9页,2002年10月29日。
[7] “国民大会”秘书处编:《第二届“国民大会”临时会实录》,第349-359页,1992年11月。
[8] 台湾《“立法院”公报》,第81卷第39期,第145页以下,1992年5月12日。
[9] 曾燕伦:《防卫性民主的两种模式:并论“我国”政党“违宪”管制的发展趋势”,台湾:《国立中正大学法学集刊》,第9页,2011年12月。
[10] 台湾《“立法院”公报》,第82卷第3期,1993年1月,第118页。
[11] 前引⑩,第119页以下。
[12] 台湾《“立法院”公报》,第82卷第4期(上、中),1993年1月,第304页以下。
[13] 李福钟:《时代轮廓崭新与蜕变的历程:“国民大会”“修宪”档案专题选辑》,台北:“行政院”档案管理局,第64页,2008 年11 月。
[14]前引⑨,第82页。
[15] 尽管“违宪审查”的制度安排阻塞了其他个人和团体关于“政党违宪”声请的渠道,但实践中依然有1件个人提出的政党“违宪”审查声请,试图通过“大法官”解释来宣告政党“违宪”。具体“释宪”声请可参见1994年1月14日第933次“大法官会议”不受理决议案(六):“马凤桥声请书为民进党不认同‘中华民国’,请解释案”。
[16] 关于历年来台湾地区各政党在“中央机关”选举中的得票率,可参见谢政道:《“中华民国”“修宪”史》,台北:扬智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7年版,第319、371、417、452页。
[17] 张黎宏:《建国党简论》,载《台湾研究》1998年第4期。
[18] 曾润梅:《台联党发展概况述评》,载《台湾研究》,2003年第1期。
[19] 许宗力:《宪法与法治国行政》,台北:元照出版公司2007年版,第543页以下。
[20] 邓利娟:《陈水扁当局在经济发展中的角色及其影响评析》,载《台湾研究集刊》,2004年第2期。
[21]许宗力:《宪法与法治国行政》,台北:元照出版公司2007年版,第543-544页。
[22]宋永华:《韩国宪法法院制度研究》,上海三联书店2012年版,第135页。